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做好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调相关工作

在中国，目前形成完整的国家安全体系，即国民安全、领土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

具体而言，在个别付费模式下，经设计的隐私包含着如下基本内涵： 其一，将不予处理个人信息作为默认设置。同时，通过时间戳、公钥和私钥分离等设计，保证相关信息只能在授权的次数或时效内处理。

(28)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传统上依附于其他人格要素的个人信息独立出来，成为可以被收集、存储、分析、转让、共享的特殊人格要素，作为一般人格权的自决权自然延伸到个人信息之中，个人信息自决权应运而生，德国1983年人口普查案便是其中关键的节点。2016年颁布的《网络安全法》第41条将该原则拓展到个人信息的后续使用环节。(40)相应地，人们能够像控制财产一样控制其个人信息，并决定信息如何流动。如前所述，在普遍免费模式下，个人不存在迫在眉睫的金钱支出，所以对用户协议、隐私政策均采理性冷漠的态度。无论是大陆法系的个人信息自决权，还是英美法系的信息隐私权，抑或是各国的立法实践，均表明个人信息权日益从防御性权利向主动性权利演进，从强调伦理尊重向鼓励数据利用演进。

文章将讨论该模式的正当性，并在其实施机制和制度建设方面提出相应的构想。③将价格不断拉低的力量正是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很显然，按照道义责任论的理解，我们并没有权力去非难这样一个无知行为，因为在这类行为中，行为人没有任何意志活动，它并不具有有责性。

但对那些只规定了法定义务，并不禁止实施mala in se（本质上不合法）的行为，而仅仅禁止实施mala prohibita（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并为每项违法行为确定相应的刑罚的法律而言，在此情况下，我认为，良知除了在我们违反人类法律时命令我们服从处罚措施外，就无需更多地被念及。因而，在完整的应受行政处罚行为成立要件中，如果相对人发生了构成要件错误，是可以获得阻却责任条件成立的法律效果的，而这最终将会导致整个应受行政处罚行为不成立，违法行为自当可以得到豁免。譬如，下级公务员明知上级公务员之命令违法，但却误以为只要依命令行事，即可阻却违法。在传统社会，人们借助固有的伦理感情便可作出正确的违法性认识，但在道德中性的行政管制性立法规范中，并不具有这一基础，现代社会的行政立法充斥着纯粹的技术判断，它或者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才能为相对人所获知，或者是需要采用付费的方式才能获知。

[44] 章剑生：《论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第126页。但是，禁止恶则不一样，如随地吐痰是禁止恶，[42]但是，在实体法没有规定之前，禁止随地吐痰，并不为每一个人所知悉。

在具体的量罚过程中，仍然应当结合行政处罚的政策性属性，做更为责任主义的考量。因此，很明显，当我们在闯红灯时，我们不可能说，自己不知道这一行为可能会造成实际的损害结果或可能的危害结果，[23]具有一定的法益侵害性，这与日常的生活经验也并不相符。后者间接禁止错误，系是指行为人误以为有阻却违法事由存在，导致认为其行为为法所允许。现在，这一判定标准目前正为德国、奥地利、希腊、荷兰、葡萄牙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所沿用。

[3]因此，无知者无罪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推论，我国自古便有不知者不罪的古谚。因此，在没有这一基础的情况下，一味予以课责，要求公民付出更大的努力去了解法律，直至找出表明行为不合法的根据为止。典型如我国台湾地区高雄高等行政法院2007年作出的简字第00175号判决。可见，在行政处罚法中规定有关法盲的罚则，并不是十分先进的立法技术，它在比较法上早已司空见惯，只有我国《行政处罚法》才是一个例外。

2.可避免的法盲可以减轻或从轻处罚。[12]因此，故意必须也要包括对禁止性规范的获知，具有不法意识。

若《行政处罚法》不加以列明，行政机关便不能证明行政处罚行为的合法性。实践中，应当结合行为人的个人状况、教育程度以及生活状态等具体情形，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譬如，某甲是个驾龄10年以上的老司机，如果其闯红灯之后辩称说自己并不知道，便是无法让人理解的。[43] 黄明儒：《行政犯比较研究——以行政犯的立法与性质为视点》，武汉大学200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5页。然若系可避免之禁止错误，将仅能构成减轻可非难性之事由，并视个案情形得酌减其处罚。很显然，这是立法者不愿看到的情形，因为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法的安定性。[41] ［英］威廉•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游运庭、缪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从部门行政法的发展来看，制度上已经形成的行政事前答复制度，[45]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

举例而言，杀人是自体恶，即使实体法没有规定不能杀人，大多数人也都知道不能杀人。而且，我国司法实践中亦有要求违法行为人必须具有主观过错的判决。

（三）法盲可罚与不可罚的标准 法盲既然并不都是可罚的，允许有所例外，那么，在理论研究上便需出具其可罚与不可罚的具体标准。2017年9月2号第2次修改，在第38条中增加1款，作为第3款：在行政机关负责人作出决定之前，应当由从事行政处罚决定审核的人员进行审核。

实践中，打破这一原则的基本条件是存在正当理由而无法避免。（2）误认为该规范为无效规范。

其三，减免处罚责任的需要。[29]但是，不知法不免责的成立，是需要以人们对法律具有现实的认识可能性为基础的。[44] 但是，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条第2款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第4条第3款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实践中，行政机关非但不会以法律认识错误减免处罚责任，同时也不需要做任何说理性回应，法盲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法律问题。

但是，就是这个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信条，在现代社会却发生了一些动摇。如行为人认为随地吐痰被罚款只是过去的规定，但却不知道有些地方随地吐痰仍然是应受行政处罚行为。

我们认为，对于禁止错误，并不能从主观过错的判断途径中加以处理，不能说欠缺违法性认识，就是主观上欠缺故意。在禁止错误的判断上，直接与间接禁止错误的划分，并不具有太大的实践价值，因为禁止错误的核心命题在于到底要不要对行为人进行处罚，而直接和间接的类型划分，却并不能提供这种判断准则，它只是具有一定的类型化意义。

See also Francis Bowes Sayre,Public Welfare Offenses33 Columbia Law Review 55（1933）. [42] 譬如，日本1973年《轻犯罪法》第1条规定便规定：……（26）在街道、公园或者其他公共集合的场所，吐痰或大小便或者使他人做这些行为的……。[22] 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

譬如，在河北省雄县公安局做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被处罚人王某曾做出其在不知道违法的前提下在雄县北沙中学门口燃放烟花爆竹的抗辩，但是公安局在最后的处罚决定中并未予以回应，而是直接予以了处罚。[17] 陈敏：《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87页。[36] 参见河北省雄县公安局雄公（北）行罚决字（2015）0207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时常会发现行政相对人由于不知法规存在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同时，普通法国家也通过立法和案例表明法律错误可以成立抗辩事由。[20] 参见洪家殷：《论行政罚之禁止错误——以行政罚法第8条之评析为中心条》，载《东吴法律学报》2008年第20卷第4期，第8、9页。

实际上，真正具有实践价值的是另一种类型划分：可避免的（vermeidbare）禁止错误与不可避免的（unvermeidbare）禁止错误，其可决定是否要对禁止错误予以非难。但按其情节，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

本文认为，这应当从前述可避免的禁止错误与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的类型划分上加以确定。因此，上述辩解并不构成法盲，当然也不能阻却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成立。